产权保护看上去是无差别的保护所有人，但维护产权需要付出大量成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得起的，有产者可以做到100%甚至200%的维权，而无产者可能10%都难以做到。因此对产权的严格保护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产权至上的观念消解了所有试图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因为资产阶级政府和法律看上去是民选及由民选议会所通过的，但实际上深度被资本挥舞的钞票所影响及捆绑，几乎没有可能对有钱人不断积累的财富产生威胁（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是极少的特例），这使得在法律框架下消减社会矛盾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暴力革命和秩序崩塌重建是唯一的出路。而另一种可能更加可怕，即变成为等级森严的印度化或赛博朋克化的社会，底层的任何反抗都看不到有成效的希望，大部分人都将堕入深渊。
因此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及理论会无上限的重视产权保护，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敌视共产主义和国有化。反过来，公有财产就不是不可侵犯的了。从圈地运动时期的公有土地到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大量的国有企业，在被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转变为私有财产之后，就突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但凡想要收回或是干涉私有企业的国家和政府都被视作是汲取性的，有悖于经济积极发展的。但这种虔信又不是不可例外的，反正解释权在执行人手上，任何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即使是国外私人企业的产权是默认可以被侵犯的，只要抛出威胁国家安全的口袋罪名即可。这种时候，那些鼓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声音便选择性的隐身了。
然而私有企业并不需要承担公共责任，收购了国企的私企可以把所有原有社会责任的部分当做负担进行剥离，自然可以进行高效的运营，而代价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倘若企业不负责劳动者的基本福利，政府无力或无意维持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代价实际上就是由广大人民所承担的。从社会而非个人角度来看，让利润成为终极目标，而不是使人民幸福的手段，即便经济增长再迅速，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因此我认为，产权需要保护吗？需要。但它不能被拔高到一切之上，尤其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就像某些传统道德曾经被拔高到不应该的高度之后，在有些时期，一名男性见到一名女性落水，因为男女大防的原因，即便是自家的亲属也不能伸手去救，这就成了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吃人的封建教条。同理，当贫富差距被拉大到底层民不聊生的地步时，还要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束缚变革或革命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那就是吃人的资本主义教条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权观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产权不是自然的、永恒的权利，而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的本质，实质上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权。因此，我的理解是，对这种产权的保护，实质上是在保护少部分人占有和奴役大部分人劳动成果的权力。
然而，在表面的论述中，鼓吹产权保护的人总是容易受到广泛的赞誉，就像我在开头所说的，他们看上去是在无差别的保护所有人。因此，有产者（即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是真心赞誉和认同的，但同样在赞誉的无产者（即便这些人自认是有产者且的确有超过千万资产）就像是养猪场里的肥猪们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发出舒适的哼哼声了。真正的有钱人和这些自以为有钱的人的区别是跨物种的，就好比一些小资眼中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在老钱的眼里就是简单的日用品而已。
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的制度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适用的，但也要分清一些核心问题是不能动摇的，绝不能将西方的东西直接拿来照搬，例如产权。我们应该建立适合本阶段使用的产权观念及理论，由此我提出一种初步的还未经论证的想法——分级制产权制度。
实质上，累进税的提出及普遍采用就是这一想法的初步实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及约翰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在我看来，对富人征收更多比例的税收就是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侵犯，也可以看作是在不得不为的情况下有产者阶级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因此主要发生在国家受到巨大威胁，财政十分困难的时候，例如世界大战或大萧条。而在没那么紧张或者说没必要让步的时候，巴菲特这种人所缴纳的实际税收可能比不上他家里的女佣。
在此基础上，为何不能再进一步呢？将对这些有产者产权的保护与对普通人的产权保护区分开来，以及对不同作用的资本所产生的财富的产权进行歧视性区分保护。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在主流的理论叙事中，已经从打到一切资本家完全转变为了如何促进和鼓励企业家精神。我并非要反对企业家精神，相反，既然我们已经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可跳过的阶段，企业家精神就是不可或缺。我所反对的是两点：忽视和贬低普通劳动者的贡献，以及对真正企业家精神的扭曲。请注意，我这里定义自己认为的企业家精神。
我所认定的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绝对不是利润至上，而是在物质或精神激励下能够不断求新求变开拓进取的精神。现实告诉我们，当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或一家成功的企业发现自己已经足够成功时，往往接下来选择的是一条更加轻松的道路——如果躺着能挣钱，还要和以前一样经受风吹雨打吗？从这一意义上，我认同乔布斯、马斯克和任华为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而贝佐斯、扎克伯格和柳联想并不符合，因为前者的理想是做冒险家，而后者是当封建领主。美国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当用虚拟资本的手段躺着赚钱实在太容易，还愿意继续在实体资本层面开拓创新的企业家实在太少了，大部分人才都一窝蜂涌向了金融、法律、医疗等高净值行业。传统优势产业也在这种风向下不断衰败，如波音和通用，在精算师取代工程师主导企业发展之后就已经注定了衰落的命运。
因此我们能看到，那些真正对社会产生贡献而产生的财富，与那些毫无贡献甚或是负贡献就能攫取的财富，竟然受到了一视同仁的保护——或者并非一视同仁，后者更容易被藏匿和转移，也更容易被用于进行所谓的游说，因此明显能受到更多的保护（避税逃税）。要避免这种近乎于死亡螺旋的后果，就应该对部分群体重拳出击。
我不由得联想到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毕竟中华民族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以史为鉴。明朝与历朝历代相比，财政问题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与其体量完全不匹配，其关键原因就是其一直在向农业时代真正创造财富的群体征税及徭役，而对那些不创造但占有大量财富的群体免税及徭役。那么结果便是显而易见的，土地兼并加剧，前者不断萎缩成为后者的附庸，税负便由更少数量的前者承担，导致前者状况恶化，继续成为后者的附庸。如此循环，直到大厦崩塌。在这一过程中，唯一破局的方式只有打破后者的特权。 而这一后者，在前世与当世都有同一个名字：有产者。
